个红砖房子，是个小院子样的，两层楼，当做了工厂的医院，在医院的斜对面，是个车间，那个坟头的位置就在车间和医院之间的空地附近。
九十年代末，医院和车间都拆了，荒地上的树也砍了，坟头的位置盖起来红砖的干打垒房子，分给了厂里的职工，当时可能为了能够分到这样的房子，厂里的人还争得面红耳赤。进入新世纪，那些红色干打垒房子又拆了，又修了灰色的水泥墙宿舍，宿舍的周围栽了树，有的空地当作了停车场。
而这场三十二年前发生在这里的庄严追悼会，早已在这里人的印象当中抹去，也许当年讲话的生产队队长，不久也牺牲了，也许活到了今天，也许还住在这个院子里，在每天傍晚，牵扯狗走过宿舍区那个当年坟头的位置，心里想的是孙子上初中选校的事情。
孙德富可以断言，在诺大的厂区，当年参加过追悼会的人早已经把那个英年牺牲的“先进”忘得干二净，只有他还记得老政委的音容笑貌，毕竟，老政委是这个世界上最后个视自己为好人的好人，毕竟，没有老政委的培养和保护，他也不会以“黑五类”之身加入赤党，更不会成为农场的新政委。
当年仅二十九岁的他伸出颤抖的双手，从县革委会主任手中接过任命时，大脑片空白，这样的任命即便对于那些根红苗正的“红五类”也是从未有过的先例，更不要提他这个父母都是“瀛洲特务”的“黑五类”了。
那是孙德富人生中的道分水岭，在此之后的七年是他生中最难以忘怀的岁月，在此之前的七年是他洒满了汗水的青春年华，前者以悲剧画上句号以至于他不愿再去追思，后者也只剩下了些模糊的记忆片段，如那场老政委的追悼会，又如他人生中第次来到合作农场时的所见所闻。
孙德富记得自己是跟着大群下乡青年坐客车到农场的，大约是下午两三点钟的时候，他们的车在块路北边停了下来，车上农场的接待人员指着路南个叉路口前座土木框架道：“农场到了，这座简易木架就是我们农场的大门，从这座木门进去，向南再行公里就是我们农场的总场所在地。”
没等他将头伸出窗外看眼路，客车便再次上路，直朝总场的土马路急驶而去。行驶了十多分钟客车开进了总场办公室前的大院内。
路颠簸，这座名为“农场”的国营合作农场，就是座落在这片波浪似的，眼望不到边的丘陵之上。当他和其他人从停驶在大院-->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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